更多精彩
当前位置: 首页 > 学富五车 > >正文

【赵世炎】赵世炎:一生都在战斗

时间:2019-03-17 来源:六神无主网
 

作文「赵世炎:一生都在战斗」共有 7126 个字,其中有 6094 个汉字,0 个英文,248 个数字,784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赵施格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离世。
几十年后,赵施格在一篇《我的父亲赵世炎》的文章中记录下了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13岁那年,我在苏联念书期间的中文老师指着墙报上的照片说,这是你的父亲,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我这才第一次知道我的父亲是赵世炎。”
尽管从未见过父亲,但在赵施格的心中,父亲早已是一个永远的传奇。
酉阳出少年
1901年4月13日,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现为重庆酉阳)龙潭镇,父亲赵登之是位富绅,经营桐油等生意,田产很多。赵登之夫妇育有9个子女,赵世炎排行第八,请有私塾先生授学,督促9个子女学业。
赵世炎出生的年代,正是清王朝内外交困日趋没落的时代。他自幼酷爱读书,喜欢听大人讲“酉阳教案”等故事。二哥世珏考入成都陆军学院,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常常寄来一些革命党人的小册子。受二哥影响,赵世炎充满了新思想。
1912年秋天,赵世炎入读龙潭高级小学堂,他剪掉头上的长辫子,决心与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他的母亲惊慌失措,父亲却微笑着夸奖儿子有志气。
1915年8月,14岁的赵世炎和四哥世焜双双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赴京求学。
在北京高师附中读书的几年,是赵世炎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16岁那年,他读到陈独秀的《新青年》,自此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1917年夏天,赵世炎引起李大钊注意,多次约他参加活动。当时,李大钊和王光祈、周太玄正在酝酿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周太玄在回忆时说到:“赵世炎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切。他于热情灵动之中,表现一种又诚挚又英发的气概。从他所讲的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的情况中,透露出他的条理和毅力。”
1918年的冬天,因欢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璜等赴法勤工俭学和研究推进留法等事,李大钊在北京米市胡同便宜坊约部分少年中国会员吃烤鸭。这个画面被很多人提及:谈话正浓间,毛泽东和赵世炎并肩而来,王光祈起身相迎,向身旁的李璜介绍说:“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你将往,愿一谈。”
当时赵世炎、毛泽东、王光祈都进了李石曾开办的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文,相约一起赴法留学。由于湖南的新民学会和革命运动一直使毛泽东挂记在心,他带着一种是否出国的不确定心情,于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回到湖南。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赵世炎被高师附中学生推选为学生会干事长,组织和领导高师附中的同学走出校门,同各大、中学校的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中。
这一年,赵世炎18岁。
新社会的胎儿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赵世炎和他同伴们认识到,要想解救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当 时,他们将“工读主义”视为改造社会的“救国良 方”。
1919年12月,赵世炎积极参与了李大钊、王光祈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工读互助团”活动,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们十分珍视自已的团体,把它称作“新社会的胎儿”,是理想社会的雏型。
王光祈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将来把各地的小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治好羊癫疯要多少钱读互助的社会”,最终达到根本改造社会的目的。
在这些活动中,赵世炎的思想受到了震动。他深入到劳动群众中间,调查工人的贫困生活,对工读运动也有了新的认识:“‘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在局势混乱和偏激观点盛行的时期,赵世炎的革命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落后于人,他的狂热并非出于模仿,而是真诚的和独立自主的。
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掀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赵世炎积极参加论战,他的文章触动了胡适,胡适专门找到他,一个名教授,一个中学生,竟面对面辩论起来。
这年年底,赵世炎全家从原籍酉阳迁来北京。久别重逢的亲人,很快就发现赵世炎的变化。姐姐世兰说:“小弟遇事自有主张,作风更加老练持重,已经长大成人啦!” 赵世炎每次回家,都带些进步书籍给三姐世兰和九妹君陶看,鼓励她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赵世炎在自己主编的《工读》半月刊上公开评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他写道:“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界国界,是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赵世炎的“激进”的观点,受到了曾经带给他进步思想影响的二哥世珏的反对。三姐赵世兰回忆,家里发生过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风波。对此,赵世炎说:“我们的行动是时代的潮流,青年人多年受压迫,不能不动,动起来不能不激烈。”他的态度坚定而又明确,但从来不和二哥争吵。
在“工读主义”思想指导下,赵世炎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倡导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并决定远赴重洋,到更广大的世界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法兰西岁月
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乘坐法国远洋轮—阿芒贝尼克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这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13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各地“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赵世炎和他的同伴们在巴黎过着清教徒的生活,既要工作、又要学习,生活异常紧张清苦。赵世炎先后去了巴黎西郊的赛克鲁铁工厂,三得建铁工厂和克鲁梭的施乃德铁工厂做工。每到黄昏,他就独自跑到楼顶平台,借助夕阳余晖争分夺秒地读书,并自喻“黄昏之贼”。
可在法国短短的几个月,赵世炎觉得这个国家与中国相比,表面上有着千差万别,本质上是一样黑暗而腐败,完全不像自己出国前想象的那样。他在给国内友人、少年学会会员的信中指出:过去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不实际,是一个危险。他很快抛弃了自己过去的无政府主义的“工读”思想,进一步修订了自己的勤工俭学计划,增加了“阅读法文进步报刊,搜集苏俄情况,经常向国内报导”,“联系法国工人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等内容。为了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相,赵世炎同王若飞一道亲身参与了1920年5月1日的法国工人罢工。
1920年秋天以后,法国爆发了战后严峻的经济危机,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停滞,物价飞涨。许多留学生陷入“经济无着,求学无门”的困境,不得不向华法教育会请求救济。
在处境日益困难的时候,关于勤工俭学能否成功的争议也就更加热烈,不同阵营的年青人,按照各自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留法勤工俭学事务作出不同的反应。
以赵世炎、李立三等为首的勤工派认为,要革命,第一步就是要把华工们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他们主张尽可能地争取到工厂去作工。以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为首的蒙达尼派则认为,要革命,就要有知识。他们主张发动求学运动,通过求学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回国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两派的主要人物赵世炎和蔡和森,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共产主义者。
1921年4月以后,赵世炎、李立三等100多名学生开始在克鲁梭的施乃陕西省中医治疗羊角风德钢铁厂作工。这是法国最大的钢铁厂,全厂约3万多人,其中华工就有万人。在这里,赵世炎和李立三组织了华工运动的核心团体—华工组合书记部,深入到法国各地的华工中召开大会,并发行《华工周报》。
经过调查,他们了解到,当时在法国约20万名华工,是北洋政府当作奴隶卖给法国政府的,与法国陆军部签订了合同,华工终生不得自由。于是,他们立即掀起一场要求解除华工原有合同、争取人身自由的行动,并得到了法国进步舆论的同情。经过斗争,这些吃尽苦头的华工最后得到自由,回到祖国。
1921年2月,赵世炎和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等5人组成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的“巴黎小组”。
1921年夏天,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募捐了一笔款子,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校址在法国里昂的一个旧炮台。校舍修成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奔走相告,以为从此有了一个安身之地。没想到,吴稚晖却从国内招来一百多名有钱有势的贵族子弟入学,拒绝从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招生。于是,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等组织“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由各地抽调一批人组成“先发队”,赴里昂占领里昂中法大学。
9月21日,里昂的警察惊讶地发现火车载来一批一批中国学生,这些学生进入中法大学以后,就不肯出来。不久,警察得知实情,便下令把炮台包围起来,随后冲进校内,将100多名勤工俭学代表强行押送到里昂郊区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拘禁起来。一个月后,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但是,在李立三等人的帮助下,赵世炎在遣送回国前机智地逃脱,继续留在法国开展工作。
留学莫斯科
1922年6月,赵世炎在巴黎西郊主持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书记。同年秋,经胡志明介绍,赵世炎和王若飞、萧三等人加入法国共产党。
“少共”成立之后,赵世炎的主要活动是到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工作。他和同伴们常到蒙达尼、克鲁梭等地讲演、开会,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组织。
1923年3月18日,按照陈独秀的安排,赵世炎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郑超麟等12人从巴黎出发,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当22岁的赵世炎头戴一顶在法国新买的呢帽,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不清的苏联红军。
东方大学于1921年4月创办,因为名誉校长是斯大林,所以又叫“斯大林大学”。在东方大学中,中国学生自成一个单位,学生中间有一个政治组织,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赵世炎任支部委员。
让人难以捉摸的是,教务长给这12位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每人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据李仲武翻译,这12个名字是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
当时的苏联,苏共党内路线斗争已经非常激烈,这种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似乎已经波及到中国学生之间。“我们都学着适应环境,都学着承认既成的威权,都学着搜索枯肠来批评他人的缺点。”和赵世炎同批留学莫斯科的郑超麟回忆道,“这是内部大斗争留下的印记。”
1924年新年晚会后,赵世炎表达了归国的迫切心情:“苏联这里虽好,但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我们战斗的地方在祖国。我们要早日学成回国,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为祖国的新生贡献力量!”
新年刚过,1月22日的那天早晨,赵世炎他们正吃早饭时,突然传来列宁逝世的消息。很快,东方大学校园里的高楼上降下了半旗,大街上挂起白布条幅,许多人都哭得声音嘶哑。几天后,赵世炎和东方大学同学一起来到红场,加入了几十万人给列宁送葬的行列。
1924年暑假之后,东方大学中国学生陆续奉命回国。
领导北方群众运动
赵世炎回国济南哪里的癫痫病医院好后,与李大钊共同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九、十月间,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段祺瑞重夺政权,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李大钊和赵世炎分析了北京政变后复杂的政治形势,决定采取联合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策略。不久,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开始离粤北上。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赵世炎等人的努力下,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赵世炎在《向导》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一个民众的会议。”“这样从民间产出的会议,在我国实不易见,或者竟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先声。”
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北方的政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段祺瑞政府到处布置暗探,大肆追捕革命者。北京区委的工作转入地下。
在秘密的工作环境里,赵世炎经常外出联系工作和开会,奔走于大街小巷。每次散会时,他总是笑着说:“我先走,把‘泥巴’带走,免得麻烦你们。”“泥巴”是大家给暗探起的绰号。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有一次,赵世炎去参加一个会议,发现被特务跟踪,怎么都甩不掉。眼看就要误了开会时间,他心里非常着急。就在这时,他发现对面来了一个和自己打扮一模一样的青年。青年靠近时对他悄悄说:“躲进那边饭馆,我来对付特务!”赵世炎这才认出,她是区委机关里的女青年夏之栩。
夏之栩后来成为赵世炎的妻子。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中,北方党的建设大大发展起来。到1926年,除北京外,天津、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包头、太原、大同、榆林各地,以及察哈尔、绥远、热河各特区,都成立了地委或特别支部,党员超过两千人。
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段祺瑞政府的极大惊恐。1926年3月18日,赵世炎和李大钊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游行,遭到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使馆,逃脱军警抓捕的赵世炎也奉命转移到上海。
黄浦江畔的怒潮
“施英”是赵世炎当年在上海用过的化名。
1926年5月,赵世炎遵照中央决定来到上海。在全体区委会上,区委书记罗亦农向大家介绍赵世炎时称他“能煽动,能工运”,果然,数月之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就进入黄金时代。
从1926年6月至10月,赵世炎来往于闸北、南市、沪东和沪西,指挥了上海各工厂数百次的罢工,在上海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经济罢工潮。参加罢工的有107个工厂和企业的近七万职工,他们向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
老工人史照华回忆起赵世炎时说:“我第一次见到他,只知道他是区委的领导施英同志,他正在和罗亦农、汪寿华同志讨论着问题,手还在不停地写着文章,同时他还在听取一个同志汇报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在短短的时间内把几个问题圆满解决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陈竹三对我说,‘施英同志真了不起,他在同一个时间里能做三件事。’当时我年纪小、懂事不多,但总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为党担着很重的担子呢!接着他又开始了和我的谈话……”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但由于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均告失败。
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兼任了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他和昔日在法国巴黎默契领导勤工俭学生斗争的战友赵世炎再次并肩作战,共同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北伐军进逼上海,周恩来和赵世炎精心部署,将上海分为闸北、南市、虹口、沪东、沪西、浦东、吴淞7个战区,比较好的治疗癫痫病医院是哪家给每个区都制订了十分具体的作战计划。3月21日上午9时,上海区委发动第三次暴动。
经过30多个小时激烈而艰苦的巷战,轰动中外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3月25日,上海市总工会在湖州会馆招待新闻界,赵世炎以工人纠察队指挥的名义,向中外记者30余人介绍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及其意义。3月26日,东方图书馆的门口挂上了“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部”的牌子。
正当全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热烈欢庆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27年5月9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闭幕,赵世炎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上海的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不断有意志不坚定者脱党和叛变,赵世炎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念,他说,“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
1927年7月2日,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国民党警探根据叛变的省委秘书长的供词,逮捕了赵世炎。通过两个叛徒的指证,敌人知道他们抓的就是“施英”,欣喜若狂。
上海党组织曾决定不惜代价救出赵世炎,当时已经准备好了10万大洋,抓捕赵世炎的刑警队长杨虎的小老婆也动了心。但对方知道赵世炎是重要人物后,临时反悔不放人了。
1927年7月19日,敌人对赵世炎下了毒手。面对死亡威胁,他从容不迫,镇定自若。据说,他的头颅被砍下后,身躯久久不倒,吓坏了刽子手。
这一年,赵世炎26岁。

工人万代仰施英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这是我国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缅怀赵世炎的诗篇。
赵世炎牺牲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创刊号发表悼念文章写道: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首领”,是上海经济大罢工“惟一的主谋者”,“是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指导者”,是“上海工人纠察队的灵魂”,他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留下了虚空”。
“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多年后,郑超麟在回忆录中感慨道。
赵世炎牺牲之后,夏之栩于1928年春产下了第二个儿子赵施格。夏之栩将两个儿子安顿到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之后,继续回国参加革命事业。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苏联看望赵世炎的两个儿子。邓颖超给“哥哥”取名赵令超,将其认作自己的儿子;周恩来为“弟弟”取名赵施格,希望他能够发扬父亲施英的革命风格。1954年,赵施格回到中国与母亲团聚,哥哥赵令超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很多年后,赵施格的记忆时常回到父亲被捕的那天:“外婆从窗口望见父亲向家里走来,她不顾一切挣脱了敌人,奋力将窗台上发信号用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惜雨下得太大,父亲既没听见花盆落下的声音,也没看到花盆落下,依然走进了有敌人埋伏的家……”他偶尔会想,“如果那天没有下雨,或许父亲就能见到我出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赵世炎的影响下,他的妹妹赵君陶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与著名革命家李硕勋结婚,而他们的儿子,便是前国务院总理李鹏。

摘要:

14岁赴京求学,18岁参与组织"五四运动",19岁留法勤工俭学,21岁任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24岁成为上海工人运动领袖,26岁英勇就义。很多年后,赵施格的记忆时常回到父亲被捕的那天:"如果那天没有下雨,或许父亲就能见到我出生……"赵施格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离世。

赵世炎:一生都在战斗相关推荐:

推荐阅读

热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