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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叶圣陶】我熟识的叶圣陶

时间:2019-03-17 来源:六神无主网
 

作文「我熟识的叶圣陶」共有 24892 个字,其中有 21179 个汉字,26 个英文,504 个数字,3183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编者的话:今年是叶圣陶诞辰120周年,纪念叶老的书和文章不胜枚举,但作者的这篇《我熟识的叶圣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评传,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评说叶圣陶,而是从自己与晚年叶圣陶近距离交往的独特角度,纪实、朴实式地写,从一个侧面具体、真实地勾勒叶老的人生轨迹,细节生动,有血有肉,几段往事,若干片断,就把大师的风采描绘得惟妙惟肖,可亲可感。
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长期活跃于文坛,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晚年的叶圣陶老人多有过从,兹将与其交往的一些片断录下,付诸版牍,以飨读者。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拜读叶圣陶先生的作品,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中学课本上几乎年年都有他的散文或童话。可亲眼见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却很晚。1975年年底,我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办公室正在他家的对面。每天清晨推开窗户,便能见到他家那幢深邃的四合院,看不见什么,庭院中几棵树梢老是那么挺立着,有时光秃,有时覆盖着各种颜色。
记不清头一次推开这扇黝黑沉重的大门是谁介绍的,反正我一直朝院子的里层走,那时他家还没有那只狮子狗,一切都静悄悄的。
本来我可以早几年踏进叶家大院,一个突然的电话,推迟了。那还是在北大上学时,我们中文系1955级同学合伙在编著一部中国小说史。我负责撰写清末民初部分,想求教于叶老,冒昧地给他写了信。一封潦草简约的信,却得到了他老人家一封工整的亲笔回信,他满足了我的请求,答应约我谈谈。约定的那天中午,我胡乱地吃了饭,打算提前进城。想不到,我刚要动身时,传来系里的电话,是叶老秘书打来的,说叶老临时有会,今天下午没有时间谈了,以后再约。当时我想不到再写信或打电话催问,只于等着“另约”,直至以后再没有下文。
我坐在北屋客厅的沙发上,恳请叶老赐稿。他听我讲,不时地点头。满子大嫂及时地递了一杯热茶。叶老先不回答写文章的事,喜欢问问这,问问那。至善在家,有时也从他的卧室出来一同聊聊,气氛是亲切随意的。往往在我告辞时,叶老会问我稿子最晚几号要。看着他那副认真劲,我不好意思虚着说了。叶老答应了的稿子总会提前写好,信封装着,或由家人送给我,或我自己来取。每次稿子里,几乎都夹有一封短信,客气地说有不妥处请贵刊酌处,还有叶老对版面格式的要求。当然也有约不到的时候,他说这个内容刚给某家报纸写了,重复再写没有必要,答应有合适的题目另给我们写。接着又是亲切随意地闲谈,我手中同样能得到一杯热腾腾的青茶。去叶家次数多了,有时竟忘了面对的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大作家。有公事没公事,只要是时间合适,不影响老人休息,我就爱进去坐坐。
那些年,说不上去过叶老家多少次,和这座大四合院以及大四合院里的主人渐渐熟悉起来,可我却没有认真地参观过庭院里的东房、西房,前院、后院。直到有次我猛然见到大门墙上挂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才知道叶家大院是座有来历、保存完好并颇具北京古色古香风韵的四合院。我去后进照顾叶老的阿姨住处看了看,那幽静的氛围,使我强烈地感到阿姨和叶老全家的和谐融洽。阿姨照料叶老已几十年了,叶家大院就像她自己的家。她能做出叶老爱吃的多种下酒菜,叶家大院里流淌的就是这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意。
有一次去看望冰心老太太。家里人告诉我,老太太知道叶老去世后很伤心,提醒我千万别同老人提起叶老。冰心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同她谈天。她却主动谈起了叶老。她说:在她熟悉的作家中,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为人是最可信赖的。她这种印象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1984年我为《文汇报》开了“书山偶涉”专栏,头一篇《最早评论》《夏丐尊的(整理好了的箱子)》《茅盾的(浴地速写)》《俞庆棠的》《巴金的(朋友>》《鲁迅的(看戏)》《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刘延陵的》《周作人的》《丰子恺的》《夏衍的(包身工)》《郭沫若的(痈>》《沈从文的》一起整理出来,冠以总题,叫做《旧时月色》作为他的发言。他自己讲了三言两语,至为简单,也都还是写在了纸上在会上逐字宣讲的。《旧时月色》则由外孙韦柰代为宣读。
胡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庆祝大会并讲话。胡绳话虽简,却颇有分量,也确实道出了正义的心声: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在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俞平伯先生从1953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我们全院同志所尊重的一位老学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很好地吸收利用和发展俞平伯先生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敬祝俞平伯先生健康长寿,并且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叶老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大致情况,也知道了胡绳宣读的讲话内容,他没多说什么,只说,会开得是好的,对平伯学术上的评价高低意义不大,俞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大的,历史会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他的长期的不公正,今天正式为他平反固然好,但可以更早些,这样做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整个学术界效果都会更好。这个历史教训不该再发生,相信不会再发生了。
《花萼》・《三叶集》和《四叶集》
叶圣老开玩笑说,人家爱说我这个老作家带出了三个子女作家。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一生的职业编辑第一,教育第二,再轮说到作家。第一第二的顺序可以变动,写作,当作家虽然我从事这项事漫长,但从没有当过专门从事写作、创作的作家,仅仅是位业余作家,业余的老作家。至于我的孩子们,也许受到我点影响,很小也都染上了文学爱好,并较早开始写作品了,但他们各自的一生也都各有主要职业,至善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至美长期从事新闻英语翻译工作,至诚也是长期编文学期刊,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也是业余的,当作家也是业余作家。既然父子都是业余作家,大家有点交流很正常,作为父亲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多点关心和帮助,希望他们把作品写好,这也是合情理的。
叶至善(1918―2006)、叶至美(1921―2012)、叶至诚(1926―1992)三人有两本作品的合集,第一本散文小说集《花萼》,1943年8月桂林文光书店出版,第二本以小说为主兼有散文的《三叶集》,1945年1月也是文光书店出版的。
《花萼》的原稿,都是经过作者们的父亲叶圣陶认真修改过,并选定了篇目,又取了集子的书名。抗战期间,叶圣陶一家逃难到四川乡下,“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儿……”全书编好以后,“父亲复看一遍,剔去若干篇,成为这本集子。父亲替这本集子题了个名字,叫做《花萼》”,叶至善在《花萼》自序中这样叙说。《花萼》除了至善的自序,还有宋云彬为他们写的序。宋先生说,他们弟兄三个能受到父亲如此严格的训练,实是不可多得的幸福,使他“艳羡不置”。又说弟兄三个各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都“平常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得深刻了,觉得非写不可,才动笔写的”。从宋先生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们都继承和保持了父亲凡事认真的作风。
《花萼》共收二十七篇,作者们描写战时后方生活小景的那些篇章。虽然时间愈隔愈远了,可是那一阶段的人物和故事,生活与风俗等等,仍然能吸引着读者。叶至诚的《乐山遇炸记》、《夜袭》、《宣传》属于这类作品,叶至美的《坐鸡公车》、《我是女生》、《物价》、《“工作”小记》等亦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掠影,很能说明作者们的写作,启示便有一个良好的倾向,即面对现实,从生活出发。
叶至善是长兄,年龄稍大,他对生活的观察似乎更深透些,文风不如至美、至诚那么活泼,却着力严谨,让我们联想起乃父的风格。他写的《寄卖所》、《司机们》、《擦皮鞋的》都富有战时后方的气氛;《脚划船》和《成都盆地的溪沟》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许,认为:“他(指至善)的写作强国富民而明确,可见他训练的切实。”(见《三叶》朱自清序)我特别要提到《化为劫灰的字画》一篇,娓娓道来,动人以情,通过记述两幅字画的毁失,实际写出了叶圣陶先生一家所经历的战火。一幅“天女散花图”,是父亲结婚时候的一份纪念礼物;一副小对联是李叔同的手迹:“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春”。这两幅字画当年布置在上海三楼的亭子间,即小小的“未厌居”里。冬夜,亭子有一个火钵,每当叶圣陶搁笔之后,常与家人围火取暖,一片平静。“一・二八”战火起,天井里落了一枚炮弹,大门和前楼的门窗全给震倒了,三楼亭子间的两幅字画,虽然蒙上一层灰土,却完好地保存下来。抗战开始,全家逃难来到乐山。在用木板隔出来的一间斗室,又把这两幅字画挂起来,每到晚上,一家人又团聚在“未厌居”里。然而,乐山被炸,“天女散花图”和弘一法师的墨迹终于化为劫灰了。通篇虽然并没有一句强烈地控诉敌人的字眼,读后却对日本侵略者怀有一腔仇恨。
《三叶集》的原稿先由朱自清看了一遍,1944年9月为之作序,至善说,这些也都是父亲请朱自清先生帮助的。至善还说,父亲不赞同这两本书由开明书店出版,父亲联系了文光书店。全书共收作品十九篇。朱自清先生欣赏集子里的小说以纪实为主,“这种写实的态度是他们住宅写作的根本态度,也是他们老人家叶圣陶兄写作的根本态度。”他在序中这样说。
《四叶集》是漓江出版社于叶老1988年过世后请商金林先生编选的,并于1989年8月出版。“四叶”即叶圣陶、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每人一辑,共四辑,全书54万余字。几乎都是选自“四叶”已发表或出书过书的篇目,基本上是散文一类的短文。我以为,《四叶集》的出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子女们对父亲的深切怀念。记得叶老在世时,1987年,他和至善、至诚和我在庭院海棠树下散步闲聊时,曾谈起过以后我的三个孩子凑热闹要和父亲合出本书,就叫《四叶》。叶老说,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文章要选好,书要出好,我希望能看到。他还说,孙子辈里也有些业余搞文学的,特别说三午有点才华,可惜有病表现短暂,兆言有文学才华,若能坚持下来,作品多,有稳定的风格更好。将来至善你们也可以和这些孩子出本合集,算上我一个我也不会有意见的。遗憾,真遗憾,叶老的愿望,至今没能落实,子女们陆续过世,至美算是活得最长的一位,她过世最后的年卅中午,我和兀真、小沫、永和、燕燕在至美家陪她吃年夜午饭,席上永和打通了兆言的手机,我们还提前相互拜年。至美那天精神还好,她知道我将写叶老的这本书,她说你是我们家三、四代人的朋友,有需要问我的事就说,或通过永和转告。她当场还送了两本她过去翻译的书新近重印的。万万想不到,不久,她也过世了,这使我想起叶老说的这句话:“年岁高了的人,生死难料。”叶老的长孙叶三午,在叶老过世次年1989年,年才46岁也就走了。至善在父亲过世之后,花了几年的精力,艰难地写完并出版了《父亲长长的一生》。回想起这些,我觉得叶老期望的子孙三代也出个合集的愿望实际上也算如愿了。叶老的墓在他的第二故乡苏州市�f直,至善、满子过世后的墓与父亲紧连一起,墓上刻的是父亲写的篆字“善满居”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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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长期活跃于文坛,因为工作关系,我与晚年的叶圣陶老人多有过从,兹将与其交往的一些片断录下,付诸版牍,以飨读者。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拜读叶圣陶先生的作品,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中学课本上几乎年年都有他的散文或童话。可亲眼见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却很晚。1975年年底,我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办公室正在他家的对面。每天清晨推开窗户,便能见到他家那幢深邃的四合院,看不见什么,庭院中几棵树梢老是那么挺立着,有时光秃,有时覆盖着各种颜色。

记不清头一次推开这扇黝黑沉重的大门是谁介绍的,反正我一直朝院子的里层走,那时他家还没有那只狮子狗,一切都静悄悄的。

本来我可以早几年踏进叶家大院,一个突然的电话,推迟了。那还是在北大上学时,我们中文系1955级同学合伙在编著一部中国小说史。我负责撰写清末民初部分,想求教于叶老,冒昧地给他写了信。一封潦草简约的信,却得到了他老人家一封工整的亲笔回信,他满足了我的请求,答应约我谈谈。约定的那天中午,我胡乱地吃了饭,打算提前进城。想不到,我刚要动身时,传来系里的电话,是叶老秘书打来的,说叶老临时有会,今天下午没有时间谈了,以后再约。当时我想不到再写信或打电话催问,只于等着“另约”,直至以后再没有下文。

我坐在北屋客厅的沙发上,恳请叶老赐稿。他听我讲,不时地点头。满子大嫂及时地递了一杯热茶。叶老先不回答写文章的事,喜欢问问这,问问那。至善在家,有时也从他的卧室出来一同聊聊,气氛是亲切随意的。往往在我告辞时,叶老会问我稿子最晚几号要。看着他那副认真劲,我不好意思虚着说了。叶老答应了的稿子总会提前写好,信封装着,或由家人送给我,或我自己来取。每次稿子里,几乎都夹有一封短信,客气地说有不妥处请贵刊酌处,还有叶老对版面格式的要求。当然也有约不到的时候,他说这个内容刚给某家报纸写了,重复再写没有必要,答应有合适的题目另给我们写。接着又是亲切随意地闲谈,我手中同样能得到一杯热腾腾的青茶。去叶家次数多了,有时竟忘了面对的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大作家。有公事没公事,只要是时间合适,不影响老人休息,我就爱进去坐坐。

那些年,说不上去过叶老家多少次,和这座大四合院以及大四合院里的主人渐渐熟悉起来,可我却没有认真地参观过庭院里的东房、西房,前院、后院。直到有次我猛然见到大门墙上挂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才知道叶家大院是座有来历、保存完好并颇具北京古色古香风韵的四合院。我去后进照顾叶老的阿姨住处看了看,那幽静的氛围,使我强烈地感到阿姨和叶老全家的和谐融洽。阿姨照料叶老已几十年了,叶家大院就像她自己的家。她能做出叶老爱吃的多种下酒菜,叶家大院里流淌的就是这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意。

有一次去看望冰心老太太。家里人告诉我,老太太知道叶老去世后很伤心,提醒我千万别同老人提起叶老。冰心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同她谈天。她却主动谈起了叶老。她说:在她熟悉的作家中,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为人是最可信赖的。她这种印象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1984年我为《文汇报》开了“书山偶涉”专栏,头一篇《最早评论  叶老那些年数次住院,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三、四个月。怕打扰他,我很少去看他。听说他那时心情烦躁,视力听觉均不好,我急忙从崇文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前往。他明显消瘦疲倦,但声音仍洪亮,问我这花是谁送的?我说是我送的,他说谢谢。我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因为远在上海的巴金先生,有次听说他住院了,曾嘱我代他送过一束鲜花。叶老说巴金自己身体也不好,还惦念他,高兴得当日写诗“巴金兄托泰昌携花问疾作此奉酬”。1987年,叶老青年时执教过的江苏吴县角直镇小学要为他建立一个纪念室,他不同意,说当初的事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做的,成绩不能全归到他身上。我记得至善曾给我叶老写的一份声明,说如果纪念室真建立了,就发表。

我为叶老拍过好些照片,最后一张是1987年5月28日我访问港澳回来,恰巧至诚从南京来了,我们在院子里拍了四、五张。我的摄影技术不高,但每次都能将给我印象最深的叶老那一双浓重的眉毛清晰地拍下来。我特别喜爱老人眉梢上雪白的两片,靠近他时常久久地盯住那洁白如云的两片。

1988年2月16日上午,我得悉叶老谢世的噩耗赶到叶家大院,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坐在往常坐惯了的沙发上,手中依然有一杯热腾腾的青茶。我忘了该向至善等说些安慰的话,我在回想,回想,眼前飘浮着那片白云。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起叶老,眼前还会飘浮起那片白云……

叶圣陶闲谈五四文坛前后

忘记是谁说过,有的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页真实可贵的历史资料。也许正是受这种说法的影响,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夕,我特意两次走访大病初愈的叶老,文艺界尊敬的叶圣陶老人。

叶老已是近八十五岁高龄的人了。他比郭沫若小两岁,比茅盾大两岁,是当时健在的我国现代有重要成就和影响的作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有长久的创作历史。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他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和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上世纪2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隔膜》(1919―1921年)、《火灾》(1921―1923年)、《线下》(1923―1924年)、《城中》(1923―1926年),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年)等。叶圣陶开始文学创作,涉及的门类多,除小说外,还写新诗、散文、儿童文学、文艺杂论等,但初期以小说为主。可以说,他在小说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初收获的一部分。   是一个暖得要人脱下棉衣的北京的春日,虽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当踏进叶老住宅的大门时,我还是迟疑了一下。一个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一天,也是这个时辰,我去看望过他。叶老身体、精神一向很好,自1978年7月因病住院手术后,虽然疗养得不错,也很难与从前相比了。他告诉我,精神还好,只是视力愈来愈差了。那天恰好一位老朋友来看他刚走,他有点疲倦。我只匆匆将来意说明,不忍心再打扰他,约定返京后来谈。今天,虽然已事先约好,我比预定的时间还是晚到了,我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使他更有精神来回忆一些有意义的往事。我进门时,叶老已端坐在沙发上,他急切地问我这次在沪、宁、杭一带见到的那些他的老朋友,他们的近况怎样。当谈起郭绍虞时,他笑着说,“‘五四’那年,我同他都不在北京……”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叶老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他在苏州角直镇任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教员。�f直是水乡,在苏州东南,距离三十六里,只有水路可通,遇到逆风,船要划一天。上海的报纸,要第二天晚上才能看到。教师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北京和各地集会游行和罢课罢市的情形,当然很激奋,大家说应该唤起民众,于是在学校门前开了一个会。这样的事在角直还是第一次,镇上的人来得不少。后来下了一场雨,大家就散了。这一段经过,他写在《倪焕之》第十九节里,不过不是记实。说到这里,叶老强调说,写小说不是写日记,不是写新闻报道,如果说小说中的某人就是谁,小说中的细节都跟当时的情景一模一样,那就不对了。叶老这几句话是有所感而发的。《倪焕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1928年在《教育杂志》上连载,1929年8月出单行本。不及一年,就印了三版,可见当时影响之大。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印了这本书。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叶老不同意这种意见。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倪焕之》描写的内容是有生活依据的,但决不是他个人生活经历的实录,是艺术创作,而不是日记。叶老接着说,当时大家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虽然讲得激昂慷慨,可是在角直这样一个镇上,群众的反应不会怎么大是可想而知的。

关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叶老说,“五四”提出了外御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提出了要民主、要科学的口号,对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影响是很大的,他肯定也受到影响,但是说不清具体是什么样的影响,那影响有多大。他说,关于这类问题,有的人能自觉,有的人却不自觉或不太自觉,他是属于不太自觉的一类,这只好让研究的人从他当时的言行和文章中去考察了。

叶老对“五四”前后的文艺期刊是很熟悉的。他说,民国初年的期刊,消遣性质的多于政治性质的,所以小说期刊居多,出版几乎集中在上海。“五四”前夕,全国各地出版期刊成为风气,大多讨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五四”以后,各地的期刊就更多了。在1958年和195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出版过《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三厚册,真可谓洋洋大观。这些期刊大多是青年学生主办的,还有比较进步的教员。这表示中国的青年觉醒了,开始登上思想政治舞台了,这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关。

谈到新潮社,叶老说,新潮社成立于“五四”前夕,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1919年1月开始出版《新潮》月刊。他的幼年同学顾颉刚当时在北大上学,是新潮社的社员,写信到角直约他给《新潮》写些小说,还邀他参加新潮社。叶老先后寄去了几篇小说,第一篇刊登在《新潮》第1卷第3期上,篇名是《这也是一个人!》,后来编入集子,改为《一生》。在《新潮》上,叶老还发表过几篇关于小学教育和语文教学的论文。叶老说:“大概是在《新潮》上刊登了文章的缘故,就有不相识的人写信到角直来了,振铎就是其中的一位。这种寻求朋友的风气,在当时是很盛行的。后来振铎和朋友们在北京筹备组织文学研究会,写信邀我列名为发起人。”

叶老说,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刊登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上,其时是1921年年初。发起人一共十二个,只有郭绍虞是他小时候的朋友,其他八位是后来才见面的,还有蒋百里和朱希祖,根本没见过。叶老说:“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文学,似乎很不错。但是‘为人生’三个字是个抽象的概念,大家只是笼统地想着,彼此又极少共同讨论,因而写东西,发议论,大家各想各的,不可能一致。”

《小说月报》始刊于1910年7月,是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以后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叶老说,“五四”之后,原来的《小说月报》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不大受欢迎了。商务印书馆要跟上潮流,从1921年的第12卷开始,改由沈雁冰主编。叶老回忆说:“也是振铎来信,说《小说月报》将要改弦更张,约我写稿。我在1920年10月写了一篇《母》寄去。这篇小说署名是叶绍钧,发出来的时候,雁冰加上了简短的赞美的话,怎么说的,现在记不清了。”

叶老在“五四”之前就写小说了。据他自己回忆,大约始于1914年,其时他二十岁。上海有一种周刊叫《礼拜六》,他先后投稿有十篇光景,第一篇是《穷愁》,后来收在《叶圣陶文集》第三卷里。《礼拜六》的编者是王钝根,他并不相识,稿子寄去总登出来,彼此也不写什么信。《礼拜六》的封面往往画一个时装美女,作者是画家丁聪的父亲丁悚。

叶老说,当时的各种小说期刊,多数篇用文言,少数篇用白话。他记得给《礼拜六》的小说除了用文言写的,也有一两篇用白话写的。最近有人查到上海出版的《小说丛报》上有叶老在1914年写的两篇小说,也是文言写的,篇名是《玻璃窗内之画像》和《贫女泪》。叶老完全忘了这两篇了。他只记得《小说丛报》的主编是徐枕亚。徐枕亚是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角色。

叶老记得上海出版的《小说海》也刊登过他的两篇小说,可是忘了篇名。最近有人查到了,是《倚闾之思》和《旅窗心影》。叶老说,《旅窗心影》原来是投给《小说月报》的。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是恽铁樵。恽铁樵喜欢古文,有鉴赏眼光,他认为这一篇有可取之处,可是刊登在《小说月报》还不够格,就收在也是他主编的《小说海》里。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叶老,谈论这篇小说的道德内容。叶老说,鲁迅先生的文言小说《怀旧》就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署名周�O。恽铁樵对这篇小说极为欣赏,加上了好些评语,指出他所见到的妙处。如果现在能找到这一期《小说月报》来看看,叶老认为是蛮有意思的。叶老跟恽铁樵通过信,没见过面。恽铁樵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去行医了,很有点名气,诊费相当高。我曾查找到恽铁樵对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的评语,并用大字抄录,送给叶老和叶至善看,编者焦森(即恽铁樵――引者)哪看癫痫好在篇末附志:“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订、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原标点未改――引者)。叶老说恽铁樵的这段文字他以前看过。辛亥革命时鲁迅年仅三十一,留传下来的这一时问的文学作品极少。客观地说,《怀旧》在当时的影响不太大,但对鲁迅来说这是一次良好的训练,对他1918年创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有重要帮助。对恽铁樵编辑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叶老说“恽铁樵对于小说创作,态度严肃,主张下笔必须郑重考虑”。据说有人和他开玩笑:“这不是小说,简直成为大说了。”恽铁樵对来稿处理认真。对青年投稿者也热情。叶老最初向《小说月报》投稿也得到他的鼓励。叶圣陶认为,恽铁樵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作过贡献。   谈谈不觉已近七时,叶老的谈兴不减。叶老的长子叶至善暗示我,谈话该结束了。今天,还有以后多次,我随着叶老从他熟悉的通道漫游了“五四”前后中国文坛的一角,大长见识。叶老在我国现代文学园地里辛勤扎实地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丰富的记忆,是十分值得记录下来的。这将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叶圣陶琐谈《诗》

新文化运动伊始,全国各地期刊纷起,唯缺少一本专门刊载新诗的刊物。1922年元月,《诗》在上海诞生,《诗》月刊是我国第一份专载新诗、译诗和诗评的杂志。

在《诗》即将创刊时,叶圣陶和刘延陵商量在一些报刊上作些宣传,为新诗呐喊,为《诗》创刊造势。叶老曾谈到,他用笔名在《文学旬刊》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论。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介绍了这四篇短论,“《就是这样了么?》,说新文化运动不该像潮水似的出现低潮,不该才出了一两种杂志就感到满足。《盼望》,说在报纸上看到《诗》将创刊,盼望这个刊物能向人们解释清楚,什么是诗,能唤起许多新诗人,来供给人们精神上的必需品。《骸骨的迷恋》,据理驳斥了东南大学《南高月刊诗学研究号》对新诗的挑衅性攻击,他们反对博采新鲜的口语和自由的形式,认为只有搬弄旧词藻,遵守老格律,拼凑出来的才可以称作诗。《对鹦鹉的箴言》,希望写诗的人,能唱出自己心底的真切呼声,不要跟着已经成名的少数新诗人鹦鹉学舌。”(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诗》问世前,叶圣陶在上海报纸上写了《诗》创刊预告。1921年10月18、19、20日连续三天,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登了叶圣陶写的《(诗)底出版底预告》,形式很特别,是用一首短诗写的:

旧诗的骸骨已被人扛着向张着口的坟墓去了。

产生了三年的新诗还未曾能向人们说话呢。

但是有指导人们的潜力的,谁能如这个可爱的婴儿呀?

奉着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谁又能如这个婴儿的美丽呀?

我们拟造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

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他们的力来捐些糖食花果呀!

本刊一月一期。创刊号明年一月一日出版。来稿欢迎,请寄本报《学灯》转新诗社。

这则预告其实是《诗》月刊的“征稿之诗”(叶圣陶语)。

创刊号1月15日出版,月刊,第1卷五期。第2卷次年四月十五日始,出两期,共七本。每期发行约千余份。创刊号两个月后曾再版一次。《诗》在倡导新诗上颇有功绩。它的撰稿人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王统照、郭绍虞、刘延陵、顾颉刚、康白情、冯文炳(废名)、徐玉诺、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等人。阵容宏大,推动新诗发展,影响深远。

《诗》的创刊号版权页上注明“编辑兼发行者”是“中国新诗社”,叶老说,这是虚设的,并非真有这么一个实际存在的文学组织。《诗》的编者,或“中国新诗社”的成员,就是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三人。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叶、刘。编辑者除选定编好稿件,每期还要分头将刊物分发给作者和读者,并处理写信封、贴邮票等一切杂务。《诗》三号、四号封二刊登的记者所写《投稿诸君鉴》中说:“本刊系我们三数同志所办”,“今请以后诸君惠稿,都寄苏州角直叶圣陶收,或杭州第一师范转刘延陵收”。第四号收稿处为“苏州大太平巷五十号叶圣陶;杭州第一师范转刘延陵收”。第五号又申明“收稿处――苏州大太平巷五十号叶圣陶;杭州第一师范转刘延陵”,二卷第一号收稿处仅“上海闸北永兴路八十八号弄内第四家叶圣陶”。朱、叶、刘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1921年秋,朱、叶、刘同任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朱与刘是苏北老乡,早就要好,朱自清来吴淞公学中学部任教,是刘延陵介绍来的,叶圣陶是学校聘请的,没有人介绍。经朱的介绍,叶、刘相识。出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他们商定办一个专刊新诗的杂志。秋末,他们去找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人左舜生(左也写新诗)洽谈,书局允诺承印,但不给稿费,每期仅送刊物部分(编者曾在刊物上公开讲明:“本刊每期出版,中华书局都以数十册交同人分赠投稿诸君;同人所能报答诸君盛意者不过如此”)。

创刊时,编者未署“文学研究会”,是因为酝酿办这个刊物,不是文学研究会研究决定的,而是凭几个人的兴致弄起来的。第四号起编者改为“文学研究会”,据叶圣陶回忆,这是郑振铎的动议。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最初的发起人,叶圣陶是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时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郑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新诗当时颇遭守旧派的非难,郑振铎所编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为新诗大声呐喊。《诗》办起来了,有相当的影响,编者和多位作者又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将它改为“会刊”,加强新诗的阵地,是顺理成章的事。第四号编者写的《读者赐览》中说:“现因本刊创办人都是文学研究会底会员,故大家协议,将本刊作为文学研究会定期出版物之一。”从1卷第4期起版权页编者署为“文学研究会”,为郑重起见,版权页上还贴了文学研究会版权印花,印花上注明“文学研究会版权所有”。第五号封面上标明“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署为文学研究会办之后,编者想增强论争性,第四号《编辑余谈》中说:“《学衡》杂志里常常有反对新诗的文章,有许多,已经被《文学旬刊》驳过。最近《学衡》第六期里又翻译了美国某教授底一篇《论新》,其中也说到新诗。本刊第5期里将有一篇文字和他为有趣味的商酌;不妨在此预告一声。”可惜,由于“作者患病”,这篇文章第五号未见。

叶老说,《诗》创办虽是几个人办起来的,但决不是同人刊物,只刊我们几个人的作品,虽然后编者署文学研究会,是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但也决不是只刊文学研究会会员的作品。《诗》的编者在一卷第四号上就公开表明了这一心迹:“我们并不愿意专门把自家几个朋友底稿件颠来倒去地登载;如果读者有佳妙之作寄来,我们总当尽先采用。”有言,有行。是期卷首发表了几位陌生作者的作品,编者说“我们故意把这些新的投稿者底作品编在头上,用以表示我们的热烈的欢迎”。   叶老说,《诗》终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人手少,原来的几位都分散到各地了,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在支撑,而且我又有新的单位要去服务,加上好的稿件来源不足,经济上也拮据,不仅作者无稿费,做编辑等杂务事所用也自费,难以继续,所以办完《诗》二卷第2期后就自动停办了。

我对朱自清、叶圣陶的创作业绩还算了解,对刘延陵却知之甚微。我向叶老讨问刘延陵的情况,叶老说,“在办《诗》期间,我同刘联系较多。延陵说他的祖籍是安徽皖南旌德的,先辈才移居到江苏泰兴。我们三人年龄相差上下。编《诗》刊过程中,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朱自清1935年在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对刘有过评介,他叫我看看,朱自清在《选诗杂记》中谈到《诗》创刊时说,“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叶老还说,延陵当时在新诗作者中有影响,发表了不少新诗,和翻译外国诗的作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就收录过刘延陵的新诗(经查系为《海客的故事》和《水手》二首――作者注)。阿英在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作家小传》部分中,在介绍为数不多的作家中,就有刘延陵的简介:“刘延陵,文学研究会干部、诗人。江苏人。所作诗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诗》《文学周刊》。”叶老有点高兴地说,他也喜欢刘的诗,特别是他的一些小诗,上世纪30年代的中学课本几乎都选有他的诗,最常见的是那首十一行不足八十字的《水手》。叶老曾写过《刘延陵的(水手)》。叶至善拿出叶老的《文章例话》给我看,书是1937年2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1936年12月20日在该书《序》中说,“今年《新少年》杂志创刊,朋友说其中应该有这么一栏,选一些好的文章给少年们读读”,“栏目叫做文章展览。现在汇编成这本小书,才取了《文章例话》的名称。”《例话》评介的“好文章”依次有《朱自清的(背影>》《夏丐尊的(整理好了的箱子)》《茅盾的(浴地速写)》《俞庆棠的》《巴金的(朋友>》《鲁迅的(看戏)》《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刘延陵的》《周作人的》《丰子恺的》《夏衍的(包身工)》《郭沫若的(痈>》《沈从文的  1979年末至1980年,我为上海《解放日报》写“艺文轶话”专栏,1980年9月就有专门介绍《诗》月刊的《我国第一份“诗刊”》,又陆续写了《诗的欢喜》,评介了《诗》刊的作者――诗人陈南士,再有《徐玉诺与散文诗》,诗人徐玉诺也是《诗》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几次向叶老请教过《诗》创办的情况,文章出来后叶老又多次向我谈起《诗》。由于该报规定专栏每篇字数在千字左右,所以叶老所谈的一些珍贵的内容本该写而未能写进去。1985年,上海书店准备影印出版《诗》,书店考虑请一位创办《诗》的主要成员写篇序,朱自清先生1948年已逝世,叶圣陶先生又久居医院,难以动笔,斟酌再三,最后决定烦请刘延陵先生,九十一高龄的刘延陵先生终于答应了,并于1985年10月在新加坡写就。他在序中说,“我终于决定写写看,姑且谈谈这个刊物的出版始末。倘若回忆中有记错了的,要请阅者原谅。”关于《诗》的创办,他在序中追忆说:

这个刊物大概是1922年1月里创刊的。

早一年的9月里,朱、叶两兄和我一同在上海吴淞某中学教书。吴淞滨江而近海,风景与城市大不相同。我们三个都是过惯城市生活的;那时我们日日看见的,无非是大都会里人群紧张拥挤来来去去的情形。一旦换了一个模样完全相反的环境,而与大自然中恢宏阔大的景象早晚相见,我们便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而有一种新颖而兴奋的情绪在胸中激荡。后来我们匆匆地决定出版一种专载新诗的刊物,也与其时我们的这种情绪不无关系。……

有一天下午,我们从海边回学校时,云淡风清,不冷不热,显示得比往日尤其秋高气爽。因此,我们一路上谈兴很浓;现在我已不记得怎么一来,我们便从学校里的国文课谈到新诗,谈到当时缺少专载它们的定期刊,并且主张由我们来试办一个了。

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几岁,回到学校后,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上海中华书局的经理,征求该书局为我们计划中的刊物担任印刷与发行。几天后接到回信,邀我们于某一时刻,访问该书局编辑部的左先生,谈商一切。我们如约而往,谈了一小时就达成协议,规定这个刊物为三十二开本的月刊;用上文已述的名号;每期最少与最多若干页;创刊号于下一年元旦发行,其他各期也于各月的首日印成;我们负责编稿,中华书局负责印刷与发行。

我们在得到上述的支持之后,就设法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版上登了一条新闻式广告,宣布《诗》月刊出版的日期,并且征求投稿。两三周后,就陆续收到外界响应的稿件了。

那一年学校放寒假时,我们三个人都离开吴淞,准备各到一个新地方去服务。但是那个月刊却必须如期出版哩。它开头的若干期是我编的。那时我已回到杭州,在原来工作过的那个学校里效劳。我的职务很忙,又在另一个学校里兼课,所以我用于《诗》月刊的时间是很少的。现在每次有人对我提起它时,我的中心深处都是对它很抱歉的。它出到某期时,我有远行;以后关于它的情况,,我现记不清楚了。

刘延龄先生于1988年10月18日在新加坡谢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生前欣慰地看到了《诗》的影印本出版。   《诗》影印本出版后,叶老在病中见到了,至善说,刘的序读给父亲听了,父亲说,“看来

“不看评我的文章”

叶圣陶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小说、散文、新诗、童话创作和发现、扶植青年济宁哪家医院治疗癫痫病作家等方面,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在上个世纪中叶之前,虽也有一些文章,在关注、议论先生的创作,却多系对其某一名作的重复评价,而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专著。那时,沈金梅(笔名金梅)有意在填补这一空白,但因十年“文革”而未能完成。到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拾旧稿,为了向叶老咨询有关他创作上的问题,并能得到他的支持,金梅从1977年8月起给他写信。信中除了向他汇报自己正在写作一部研究其创作的专著,还请求他在全稿完成以后,能审阅一遍。叶老在收到其第一封信后第二天即复信说:“大札昨日转到,诵悉种种。我所作素不自满,听人谈起,常觉汗颜。足下乃欲综论之,虽不敢劝阻,私心总以为似可无须。”叶老向来以那种谦逊与平常心,去看待有人在研究其创作这类事。对金梅的此举也不例外。

金梅的《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1985年4月初版。金梅是我的同窗好友,同在《河北文艺》工作过,又是叶圣陶作品的爱好者。他不只“爱好”而且“研究”。

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与叶圣老书信往来,求得帮助,并希望叶老能审阅一下尚未出版但已完稿的书稿或其中部分章节。他在天津,和叶老没有什么接触。叶老当时已八十多岁高龄,体力不济,眼睛更不便阅视。特别是对写自己的稿子一律不看。金梅求贤帮助心切,多次写信向叶老提出希望和要求,可以理解,叶老也多次复信,叶至善考虑到父亲未能在复信中将自己的一贯想法讲清楚,于1982年3月29日给金梅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信中说,寄给我父亲的稿子,我父亲没有看。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知道的,他八十八岁,视力极度衰退,书报都没法看,不要说钢笔书寄的上万字的稿子了;二是他一向不看谈到他的稿子,他以为评论作者,是评论家的权利(当然也有向读者负责的义务),作者无权对评论家施加任何影响。父亲不看,我还是看了。因为我知道你跟我父亲是经常通信的。如果毫不相识的作者,我也不看。我遵循父亲的原则,只是把我能看出来的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指出来,对评论家的观点不提任何意见,不施加任何影响。我一边看,一边用铅笔把见到的记在稿纸边上,字迹不很清楚,笔淡也在所难免,请原谅。还附带说一声,这样的事,我也只能偶尔为之。我实在忙得不可开交。父亲的事几乎全压在我身上(从秘书到勤务员警卫员),从生活到工作安排;我自己也不是个闲人。常看到有人给我父亲写信,提出一连串问题,最后说:“知道您年纪这么大,事情这么忙,是否请至善复一下吧。”我好像空着身子在等待任务似的,不由得只好苦笑了。他们大概不知道我也六十四了(许多文艺界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青年),还想赶着把打算写的东西全写出来。而现在,我简直很难挤出时间来。

叶老在与金梅的十几封通信中透彻谈了被评作品的作者与评论者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叶老在1980年6月24日的复信中说:

我向有想法,评论某人之为人或著作,只须直抒己见,不必交某人过目。评论写成,刊布于报志,俟读者辨别其当否。在被评之某人,此时亦为读者之一,如觉言之中肯,当然会心一笑,如觉说得欠当,亦宜承认作者有其言论思想之自由,不加责备。

因我之想法如上述,每有友好寄示评论及我之文篇,辄不置可否,乞求容恕,返璧归赵。今足下来书,谈此相同,故亦照此处理,务请谅解为事。

叶老在同年10月13日的信中又说:“我想作者评者各有其自由,作者只须自信其文值得写,而且认认真真写,就可以打算发表。批评是人家的事,评得对,我接受,评得不对,尽可不管。足下以为如何?”

在信中并且说:“‘教诲’两字,务请不要用。”叶老主张“作者评者各有其言论思想之自由”,叶老还在复信中多次谈到过作家如何对待与己有关的评论问题。1980年,金在吉林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辑出版的《现代文学论集》上,发表了一篇综论叶圣陶童话创作的文章。叶老在“大略翻阅”之后复信说:“知称誉过甚,使我惭愧无已。以我妄想,评论最宜瑕瑜并举,则于读者作者两皆有益。”叶老关于“作者评者各有其言论思想之自由”一说,对如何处理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问题,是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如果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都能相互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思想言论之自由,文坛上无谓的争议,也许会少一些吧。叶老和金梅在通信中,还谈到出版界存在的一些风气毛病。叶老在1979年10月13日的复信中说:“出版界唯名唯亲之情形似乎确有之,只能盼望解放思想,逐渐去此一病。”叶老这番意思,我也曾听他谈过。他说,现在有的写所谓名人的人,喜欢文章发表前请被写者先看一遍,如果被写者肯定了并说了些好话,对有的作者有好的影响,有时也会给出版社、编辑以不好的影响,不利于编辑独立地去处理作品的发表和出版。

我在北京,平日和叶老接触比金梅稍多,与至善也比较熟悉,叶老多次说,不看评自己的文章,这点我早就知道,并且严加遵守。金梅请我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言,一直在犹豫,“文责自负”嘛,序写好没有送叶老和至善他们看就发了。

参加首届全国文代大会

叶圣陶于1949年3月由山东解放区进入已解放的北平市,中国来了个大新变化,好不兴奋,他几乎天天在忙,忙于见老朋友,又相识了一些新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家都在为新国家出力,献计献策。叶老要参加新政协筹备的会议,要参加准备日后成立教育、出版机构的商讨会,要参加全国文协筹备会等等。

叶老在4月7日日记中记了成立编审委员会事,“胡绳来谈编审委员会组织事。此会属于华北政府。俟将来中央政府成立,当属于中央政府。拟定余为主任委员,乔峰与胡绳为副主任委员云。又杂谈编辑出版等事,十一时就寝。”又4月8日记载:“六时,应周扬、陆定一、晁哲甫之招宴。陆定一为中央宣传部长,晁为华北人民政府之教育部长。盖为编审委员会之事,故有此集。外有参加编审工作之人,及董必武、蓝公武、范文澜诸君。餐毕,略有谈话,即作为此会已经成立。”叶老曾谈过,这个“编审委员会”,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下属的出版总署的班底,胡愈之任署长,我和周建人任副署长,我还兼任了编审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五年,后才转到教育部去的。   首届全国文代大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19日会议结束,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正式成立。这次会准备了3个月,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大会筹备情况,叶老说,有文献记载,随着北平的解放,大批华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北平,不久许多长期在国统区艰苦奋斗的文艺界朋友也陆续来到了这个文化古都,再加上原来在北平坚持文艺工作的朋友,这就形成了中国新文艺大军第一批的大会合。三月二十二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招待在平文艺界的茶会,郭沫若先生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全体到会文艺工作者都表示赞成。接着,就由原全国文协在平理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联席会议产生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召开全国文代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

筹备委员会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筹备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郑振铎、田汉、曹靖华、欧阳予倩、柳亚子、俞平伯、徐悲鸿、丁玲、柯仲平、沙可夫、萧三、洪深、阳翰笙、冯乃超、阿英、吕骥、李伯钊、欧阳山、艾青、曹禺、马思聪、史东山、胡风、贺绿汀、程砚秋、叶浅予、赵树理、袁牧之、古元、于伶、马彦祥、刘白羽、荒煤、盛家伦、宋之的、夏衍、张庚、何其芳等四十二人。常务委员为郭沫若、茅盾、周扬、叶圣陶、沙可夫、艾青、李广田。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叶老说,筹委会的具体工作他做得不多,但也做了一点。如叶圣陶在4月8日日记中记,3时偕雁冰于乃超所居之永安饭店,共商文协大会之邀请代表名单。再就是积极支持5月4日创刊的《文艺报》,这份报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机关报。我既是筹委会委员,又是大会主席团委员。叶老说,这次大会很重要,是长期被迫分离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隆重会师,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莅临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使这次大会成为我国现代文艺运动史上重要的盛会。周恩来副主席为开好这次会,数次召集有关人士通宵达旦地了解情况,统一思想,明确方向。我作为一位代表,只能多做点实事。叶圣陶是《文艺报》的重要作者,给报纸多方面支持,为《文艺报》写了《划时代》等文章,5月5日又和茅盾、胡风等参加了北平报纸召开的“作家论工人文艺”座谈,并有发言,对留在工厂里的文学工作者如何帮助喜爱文艺的人进行创作,说了些实在的体会,“我以为留在工厂里的文艺工作者尽可随时留意,遇见工友们在工作上活动上有什么可以写的,乃至吐露一段真切感想,说出几句精要的话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想到写,就给立刻点醒,鼓励,告诉他们说不要愁没有什么写的,这儿就是可以写的好材料。单是这么点醒与鼓励还不够的话,能够帮助他们设计该怎么写自然更好。帮助设计不宜自作主张,应该顺着他们的心思,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订正或补充,目的在让他渐渐养成写作的习惯。

“再说写成之后给他们修改,据我的经验,修改的时候原作者不在旁边,修改好了送还他,让他自己去揣摩;这样的办法对于原作者好处比较少。跟原作者在一块儿,一路修改一路说明所以然,原作者得到的好处就比较多。能够与原作者商量,让他觉察原作为什么不很妥当,该怎么修改才妥当,一切待他自发,这是顶有效的办法,熟练的作者能把自己的作品细心修改,达到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希望工厂里的文艺工作者帮助工友们修改写成的东西,能够采用前面说的最后一种办法。

“修改是对于不妥当处而言。还有写得很好的地方,原作者未必自觉写得很好,也得给郑重指出,并且说明为什么好。原作者知道自己写的为什么好,跟知道为什么不妥当,同样在写作能力方面可以长进不少。

“我不反对让初学者学习一些写作的简要原理。可是我想,如果能够一面习作一面自己悟出原理,进境将会更多。”7月2日,也就是大会正式开幕的当天,他在《光明日报》特刊发表了《祝文代大会》,热情地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大集合,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地区这么广,惟有在人民的政权之下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惟有在文学艺术真正跟布帛菽粟同样切需的新时代才可能有这么个大集合。用老话说,无非以文会友,声气应求那一套,用在这个大会上也未必不可以,可是实际的意义要超过那些话很多很多。来会的代表们目标是齐一的,那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态度是齐一的,那态度就是勤恳质朴,精进不懈,惟愿竭尽可能把各自的一份成就贡献给人民。”

叶老说,这次大会有10个代表团与会,阵容强大,平津代表第一团(团长李伯钊)、平津代表第二团(团长曹靖华)、华北代表团(团长萧三)、西北代表团(团长柯仲平)、华东代表团(团长阿英)、东北代表团(团长刘芝明)、华中代表团(团长黑丁)、部队代表团(团长张致祥)、南方代表第一团(团长欧阳予倩)、南方代表第二团(团长冯雪峰)。叶圣陶在南方代表第一团,叶老说,团里代表熟人多,其中不少是从香港绕道来北平的,如,田汉、冯乃超、丁聪、宋云彬、茅盾、胡风、柳亚子、柯灵、郭沫若、曹禺、戴望舒、许广平等。叶圣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常务主席团有丁玲、田汉、李伯钊、阿英、沙可夫、周扬、茅盾、洪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张致祥、冯雪峰、郑振铎、刘芝明、欧阳予倩,总主席郭沫若,副总主席茅盾、周扬。大会的工作机构也设了一些部门,叶老说他是小说组委员兼召集人,委员有茅盾、周扬、沙可夫、胡风、刘白羽、荒煤、欧阳山、何家槐、冯乃超、巴人、何其芳、赵树理、陈学昭、杨朔。叶老说,他召集小说组委员开过二、三次会,主要是就小说如何提高质量,更好地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为人民大众创作爱看的作品。

叶老说这次盛会给他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参加如此规模、内容充实丰富的文艺界大会,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认识了一些新朋友。为了新文艺的发展,团结协力,去名去利,踏实工作,他从许多与会代表的身上看到、感受到这种品质和精神。他举例说,《文艺报》他原以为茅盾是主编,后来听说茅盾不同意设主编,建议他和胡风、严辰三人为编辑委员。叶老还举例说,梅兰芳是全国文联全委,又是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也是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却主动提出到该会资料室工作,说自己治癫痫病哪个医院好对这项工作比较熟悉。该室负责人为杨绍萱、梅兰芳、程砚秋。   叶老说,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人数少,只丁玲、柯仲平两位。叶老说,现在我在文坛算年长的,有人老说我编《小说月报》、《中学生》和在开明书店长期做编辑工作期间扶持提携了多少文学名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发现推荐了多少文学新人,这话言重了,其实在这方面我是做得不够的,本来对促进文学人才健康成长可以而且应该做得更多更好些。

叶老说,他对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记忆犹新,可惜文学图片资料保存极少,研究他的人、研究当代文学的人也少涉及到这一方面内容,他希望我有机会时留心一下,他说这不仅是个人的事,这次大会是举国的事。

“为俞平伯平反可以更早些”

叶圣陶一生,结交众多,但挚友却也是可数的。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叶老说,最后有几个也就很难得了。我和叶老接触期间,也就是他晚年时期,已八九十岁了,他的好友也多相继过世,甚至更早,如朱自清1948年就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1900-1990)是叶老最后一位重要的挚友。他们之间走动之勤、交谈之多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叶老与俞平伯长期有通信的习惯,在叶老八九十岁期间,他们通信更频繁,叶老说犹如“乒乓之情”,你来我往。叶老平日很少保存来信,看了,复了,信也就不留了。惟独对俞平伯的信函保存完整。用大画报纸将这些信及信封贴好或夹好,至善给我看过一本。‘叶老有次说,俞先生有学问,我爱写信向他讨教;另外俞先生的字写得好,这是我喜爱保存他的来信的另一个原因。

叶至善2001年在《叶圣陶集》第10卷卷首一张图片下说明:

朱自清逝世已逾二十五年,因俞平伯信上一句话,作者“顿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于辞以志永怀。”自知思之损眠,而又排之不去,如此者七日,方得此阕《兰陵王》之初稿;即封寄俞平伯,恳请推敲改易,是为一月三日。不意越四昼夜,即得俞复函,已于原稿上圈圈点点。一似严师所批之课卷。如首句“猛悲切”加密点,批曰“笔真情,蓦然而起。”又如“明灯座,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句加密圈,批曰“可谓神似,昏灯残酒,如见其人,然其人已千古矣,读竞泫然。”拟改词名则另列一表,供作者酌取。如是书信来往一月有馀,细微处一个字也不放过。如“击桨”之改定。俞信中去:“‘拨’弱。‘打’显得粗些;当是‘击’。‘击桨’或‘击棹’均可,‘击桨’与周词‘拂水’正同。”“周词”指周美成之《兰陵王――柳》,“拂水”取之于“拂水飘绵送行色”句。作者填此阙所用四声,固以周律为准则也。二月二日,两位老人家又相约详谈一次,最后又改动数字方算定稿。共谓“伤逝之同悲,论文之深谊,于此交错,良可记也。”

叶老于1988年除夕上午病逝,中午起来晚饭时,至善叫我在他家和他、至诚等家人商量叶老后事。至善叫我先别告诉俞先生,让他自然知悉,另《文艺报》决不要去请他撰文。至善说,俞先生也在病中,经受不起这种刺激,他们之间有六十五年友情了。

1986年1月20日,俞平伯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年,召开了庆祝活动。地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中国美术馆南对过。出席庆祝会的有俞先生的同事、朋友、学生等方面人士共200余人。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叶老身体不适,没有出席。至善叫我会后有空来家里,谈谈会议的情况。我到会场,在休息室首先见到了王力、吴组缃、王瑶几位北大教授。北大的来人是乘同一部车来的,吴组缃说,今天的会重要,肯定要对平伯老师1954年《红楼梦》研究观点遭受的非学术讨论方式的围攻和政治批判进行否定,不仅对他个人,对今后学术界如何真正贯彻双“百方”针都很重要。王瑶会后快上车时对我说,今天院里的讲话中,对俞平伯在现代学术上的贡献评价不足,应该是做出了重要的多方面的贡献。会议开始,俞平伯坐主席台中间,右侧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左侧坐的是副院长钱钟书。俞平伯为出席这次会,发言不发言;要发言,如何发,谈些什么等等,可真有点犯难。最后决定把《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加上一篇旧作《评(好了歌>》一起整理出来,冠以总题,叫做《旧时月色》作为他的发言。他自己讲了三言两语,至为简单,也都还是写在了纸上在会上逐字宣讲的。《旧时月色》则由外孙韦柰代为宣读。

胡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席这次庆祝大会并讲话。胡绳话虽简,却颇有分量,也确实道出了正义的心声: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在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时候,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俞平伯先生从1953年起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我们全院同志所尊重的一位老学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很好地吸收利用和发展俞平伯先生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敬祝俞平伯先生健康长寿,并且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叶老知道了这次会议的大致情况,也知道了胡绳宣读的讲话内容,他没多说什么,只说,会开得是好的,对平伯学术上的评价高低意义不大,俞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大的,历史会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他的长期的不公正,今天正式为他平反固然好,但可以更早些,这样做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整个学术界效果都会更好。这个历史教训不该再发生,相信不会再发生了。

《花萼》・《三叶集》和《四叶集》

叶圣老开玩笑说,人家爱说我这个老作家带出了三个子女作家。其实,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一生的职业编辑第一,教育第二,再轮说到作家。第一第二的顺序可以变动,写作,当作家虽然我从事这项事漫长,但从没有当过专门从事写作、创作的作家,仅仅是位业余作家,业余的老作家。至于我的孩子们,也许受到我点影响,很小也都染上了文学爱好,并较早开始写作品了,但他们各自的一生也都各有主要职业,至善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至美长期从事新闻英语翻译工作,至诚也是长期编文学期刊,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也是业余的,当作家也是业余作家。既然父子都是业余作家,大家有点交流很正常,作为父亲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多点关心和帮助,希望他们把作品写好,这也是合情理的。

叶至善(1918―2006)、叶至美(1921―2012)、叶至诚(1926―1992)三人有两本作品的合集,第一本散文小说集《花萼》,1943年8月桂林文光书店出版,第二本以小说为主兼有散文的《三叶集》,1945年1月也是文光书店出版的。

《花萼》的原稿,都是经过作者们的父亲叶圣陶认真修改过,并选定了篇目,又取了集子的书名。抗战期间,叶圣陶一家逃难到四川乡下,“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了父亲手里的笔尖儿……”全书编好以后,“父亲复看一遍,剔去若干篇,成为这本集子。父亲替这本集子题了个名字,叫做《花萼》”,叶至善在《花萼》自序中这样叙说。《花萼》除了至善的自序,还有宋云彬为他们写的序。宋先生说,他们弟兄三个能受到父亲如此严格的训练,实是不可多得的幸福,使他“艳羡不置”。又说弟兄三个各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都“平常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得深刻了,觉得非写不可,才动笔写的”。从宋先生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们都继承和保持了父亲凡事认真的作风。

《花萼》共收二十七篇,作者们描写战时后方生活小景的那些篇章。虽然时间愈隔愈远了,可是那一阶段的人物和故事,生活与风俗等等,仍然能吸引着读者。叶至诚的《乐山遇炸记》、《夜袭》、《宣传》属于这类作品,叶至美的《坐鸡公车》、《我是女生》、《物价》、《“工作”小记》等亦留下了那个时代的掠影,很能说明作者们的写作,启示便有一个良好的倾向,即面对现实,从生活出发。

叶至善是长兄,年龄稍大,他对生活的观察似乎更深透些,文风不如至美、至诚那么活泼,却着力严谨,让我们联想起乃父的风格。他写的《寄卖所》、《司机们》、《擦皮鞋的》都富有战时后方的气氛;《脚划船》和《成都盆地的溪沟》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许,认为:“他(指至善)的写作强国富民而明确,可见他训练的切实。”(见《三叶》朱自清序)我特别要提到《化为劫灰的字画》一篇,娓娓道来,动人以情,通过记述两幅字画的毁失,实际写出了叶圣陶先生一家所经历的战火。一幅“天女散花图”,是父亲结婚时候的一份纪念礼物;一副小对联是李叔同的手迹:“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春”。这两幅字画当年布置在上海三楼的亭子间,即小小的“未厌居”里。冬夜,亭子有一个火钵,每当叶圣陶搁笔之后,常与家人围火取暖,一片平静。“一・二八”战火起,天井里落了一枚炮弹,大门和前楼的门窗全给震倒了,三楼亭子间的两幅字画,虽然蒙上一层灰土,却完好地保存下来。抗战开始,全家逃难来到乐山。在用木板隔出来的一间斗室,又把这两幅字画挂起来,每到晚上,一家人又团聚在“未厌居”里。然而,乐山被炸,“天女散花图”和弘一法师的墨迹终于化为劫灰了。通篇虽然并没有一句强烈地控诉敌人的字眼,读后却对日本侵略者怀有一腔仇恨。

《三叶集》的原稿先由朱自清看了一遍,1944年9月为之作序,至善说,这些也都是父亲请朱自清先生帮助的。至善还说,父亲不赞同这两本书由开明书店出版,父亲联系了文光书店。全书共收作品十九篇。朱自清先生欣赏集子里的小说以纪实为主,“这种写实的态度是他们住宅写作的根本态度,也是他们老人家叶圣陶兄写作的根本态度。”他在序中这样说。

《四叶集》是漓江出版社于叶老1988年过世后请商金林先生编选的,并于1989年8月出版。“四叶”即叶圣陶、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每人一辑,共四辑,全书54万余字。几乎都是选自“四叶”已发表或出书过书的篇目,基本上是散文一类的短文。我以为,《四叶集》的出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子女们对父亲的深切怀念。记得叶老在世时,1987年,他和至善、至诚和我在庭院海棠树下散步闲聊时,曾谈起过以后我的三个孩子凑热闹要和父亲合出本书,就叫《四叶》。叶老说,这是件有意思的事。文章要选好,书要出好,我希望能看到。他还说,孙子辈里也有些业余搞文学的,特别说三午有点才华,可惜有病表现短暂,兆言有文学才华,若能坚持下来,作品多,有稳定的风格更好。将来至善你们也可以和这些孩子出本合集,算上我一个我也不会有意见的。遗憾,真遗憾,叶老的愿望,至今没能落实,子女们陆续过世,至美算是活得最长的一位,她过世最后的年卅中午,我和兀真、小沫、永和、燕燕在至美家陪她吃年夜午饭,席上永和打通了兆言的手机,我们还提前相互拜年。至美那天精神还好,她知道我将写叶老的这本书,她说你是我们家三、四代人的朋友,有需要问我的事就说,或通过永和转告。她当场还送了两本她过去翻译的书新近重印的。万万想不到,不久,她也过世了,这使我想起叶老说的这句话:“年岁高了的人,生死难料。”叶老的长孙叶三午,在叶老过世次年1989年,年才46岁也就走了。至善在父亲过世之后,花了几年的精力,艰难地写完并出版了《父亲长长的一生》。回想起这些,我觉得叶老期望的子孙三代也出个合集的愿望实际上也算如愿了。叶老的墓在他的第二故乡苏州市�f直,至善、满子过世后的墓与父亲紧连一起,墓上刻的是父亲写的篆字“善满居”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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